教师荣誉制度的历史渊源
施克灿
［摘要］教师荣誉集中体现了教师职业的社会价值与教师个体的社会贡献，是国家尊师重教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中国自古就有尊师传统，对历代名师的封赠、赐号、祭祀从未间断，孔庙堪称古代教师的荣誉殿堂，古代教师荣誉意味着传统师道的传承。本文着重探讨古代教师荣誉的种类、标准与主要特征、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等问题，为当今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构建提供具有传统特色的丰富资源与历史借鉴。
［关键词］古代教师;荣誉制度;历史渊源
西方国家大多设有最高教师荣誉，如美国的“年度国家教师”、澳大利亚的“教师国家成就奖”等。新中国自建立以来，也先后设立了“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等教师荣誉，但均属于部委所设荣誉，不是国家层面的教师荣誉。近年来，有学者呼吁设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颁布，提出“国家设立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其中包括教育领域的杰出人才。应该说，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十分有益，但应该建立怎样的评选标准与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除了学习西方经验之外，也必须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在此背景下，研究古代教师荣誉的种类、标准、主要特征及其经验教训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国人素重荣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生前光宗耀祖，死后流芳百世，是古人价值观的最高体现。国人素来重礼，尊敬师长，不仅是伦理意义上的规范，更是国家法律以及宗族条规。
教师是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行使着教化民众、培养人才以及研究治世之道等职责，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与极大的荣誉，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者，人之模范也”等等说法，也无不体现对教师群体的高度赞誉。从教师个体考察，中国古代涌现出了很多声名显赫乃至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师，如“万世师表”孔子、“汉儒宗师”董仲舒、“三任博士”的韩愈、“明体达用”的胡瑗、“理学大师”朱熹等，他们以其德行、学养的出类拔萃而名声远扬，获得帝王将相、黎民百姓的景仰与称誉。
虽然从政府层面来说，中国古代并未形成专门的教师荣誉制度，但对历代经师、人师的封赠、赐号、祭祀却从未间断，道统与学统相合，世代相传，致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并逐渐成为后代教师荣誉制度之源。
一、“万世师表”———古代教师的最高荣誉
研究古代教师荣誉，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万世师表”，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名师都无法超越的至高无上的荣誉，她只属于中国，只属于孔子。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也是世界教师的荣耀。他的生日曾被许多国家或地区定为教师节或教师庆祝日。
孔子获得“万世师表”的荣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只有他的六、七十代孙辈才能享用，在他生前从未拥有与教师身份相关的任何荣誉，虽门下贤才众多，更被孟子称赞“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但与众多先秦诸子相比，其地位并没有太过显赫，甚至还不如后代的孟子。直到孔子去世后，才获得第一个荣誉称号，被鲁哀公尊称为“尼父”。
汉代以后，孔子的身价和地位不断提高，汉高祖开始形成祭孔传统，汉平帝开始孔子受到历代帝王的封赠和祭祀，获得的谥号及荣誉不胜枚举，如果加以分类，大致有三类:
一是属于世俗的荣誉，从帝、王到公、侯一应俱全。西汉平帝元始元年( 0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封“公”的开始;东汉和帝永元四年( 92年)，封孔子为“褒成侯”;北齐太祖诏封孔子为“素王”，意即有王之道而无王之爵者，这是孔子被封“王”之始;北周大象二年( 580年)，静帝下诏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唐神龙元年( 705年)，中宗加谥孔子为“文宣”，后又封孔子为“隆道公”。唐开元二十七年( 739年)，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庙中的塑像也改穿王服，坐次也由西面改为坐北朝南;西夏国人庆三年( 1146年)，下诏尊孔子为“文宣帝”，尊孔子为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是最高等级的封赐。
二是属于文化、教育的荣誉，也即本文所涉及的教师荣誉。如曹魏黄初二年( 221年)，魏文帝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唐乾封元年( 666年)，唐高宗赠孔子以“太师”的称号;宋真宗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清顺治二年( 1645年)，顺治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康熙皇帝亲笔写下“万世师表”的牌匾，这是对教师孔子的莫大尊崇。
三是综合类荣誉。隋开皇元年( 581年)，隋文帝尊孔子为“先圣”、“先师尼父”;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真宗率文武百官及僧道三万余人，到泰山封禅，又亲到曲阜孔庙行礼祭奠，“以表严师崇道之意”，并诏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在大中祥符五年( 1012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代至大元年( 1308年)，武宗皇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能够享受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荣誉，是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及统治者对其贡献的不同认识，或偏重其治国思想，封赠以爵位，抬高孔子的政治身价，或偏重其文教贡献，以封号表彰其伟大的教化功绩。有时甚至会有一些争议，认为后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圣贤堪比尧舜，说明世俗的爵位不足以表彰孔子的功绩。明嘉靖年间的大学士张璁主张革去孔子王位，他说:“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师也，非以王也。”明世宗批准了张璁的建议，诏令:“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自明世宗议定“至圣先师”后，基本上恢复了孔子作为教师的身份及其合适的荣誉称号。
从对孔子的个人崇敬，到后来发展成为风俗性质的“尊孔祭孔”，使孔子由教师角色演变成了一个被神圣化了的角色。“万世师表”不仅是对孔子个人的封赠与尊崇，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教师共同的荣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尊师传统，当与孔子有莫大关系。
二、“从祀孔庙”———历代名儒名师的荣誉殿堂
中国古代教师史上，除孔子外，还涌现了许多名儒名师，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也足以彪炳史册，对于他们来说，能获得从祀甚至配享孔庙的待遇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有幸获得这一荣誉的名儒名师很多，且历代均有更新，至明清达到高峰，从祀者超过百人。
孔庙从祀等级森严，其中四配即“孔门四圣”，依次是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十二哲中除朱熹外，皆为孔子门徒。四配、十二哲人选虽略有变迁，但总体争议不大。朱熹之所以能破格入选，除了统治者的个人意图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儒学所作的贡献，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朱熹获此殊荣无可厚非。
先贤、先儒主要指孔子及门弟子以及后世在品行、传经、著述方面有卓著影响的诸儒，作为特定的荣誉称号始自嘉靖改制，并无人数限额。先贤、先儒虽位列末等，但其人选及标准对于研究列代教师荣誉更具意义。仅从宋元时期的从祀者来看，凡42人，其中33人有过从教经历，有的则是终身为师。因此，孔庙堪称历代名师的荣誉殿堂。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知，从祀孔庙者大多出于文化教育上的杰出贡献，而且担任过教职或终身从教者居多。
三、乡贤与私谥———普通教师的理想追求
对于一般教师而言，从祀孔庙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其荣誉往往来自地方官府、宗族组织或是弟子，其形式主要有入祀乡贤祠或获得私谥。
乡贤祠亦称先贤祠，明代起主要祭祀土著先贤，或以其行履道德，或以功名宦业，以激励后人，弘扬地域教化，以化民成俗。宋杨万里曾为欧阳修祠堂作记，云:“大抵贤人君子殁而建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于世，其学行于天下，后世虽不祠之，天下独不知先生乎?生而无不遇，殁而建祠，此贤人君子之盛，独先生之幸也乎?古者乡先生殁而祭于社，非尊乡先生也，尊乡先生所以仪之人也。今吾州自郡庠乡校皆有乡先生祠堂矣。沙溪实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杨万里所指“乡先生”并不仅指师长、“先生”，而是指其仪范可以让乡人子弟师法，便可称为乡先生，入祀其间也是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理想。
乡贤祠大多设于地方官学，“古有乡先生者，其存则人咸师尊之，其殁则祀于学，礼也。”由学官具体主持祭祀活动，供奉出身本籍、德业学行有成的名贤，推举乡贤，必由地方士绅、学校生员共同商议，务使事有考据，众无私议，上报学官认可，方许入祠。可见入祀乡贤祠须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声誉，“公论”成了入祀的主要标准与程序。
乡贤祠亦常设于院、道观。两宋时期，在寺院、道观祭祀地方先贤风气盛行。“古者乡先生段而祭于社，以其功德之可称也。先贤祠于僧寺者多，惟县家所立、有关世教者特书之，余悉不著。”地方乡贤祠立于寺观的情况很普遍。王安石、苏轼这些知名先贤在寺院亦设有祠堂，王安石被立祀郭县广利寺、崇法寺，苏轼也在广利寺有专属祠堂。还有一些地方先贤被祀于道观，唐代宰相李德裕即被祀于甘露寺。
乡贤祀也常设于书院。“抑书院之制，所以有教有祠者，非祠自祠、教自教也。盖教所以成德，以为后学之表，则祠亦为教设明也。”书院教师本身因讲学而入祀者众多，南宋吕祖谦长期讲学于丽泽书院，入祀乡贤祠，“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因传朱学有功，入祀“四贤书院”，河南张信民长期主讲正学书院，远近士人咸来听讲，至室不能容，死后入乡贤祠，胡适认为书院之祭祀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如宋朝书院，多崇拜张载、周濂溪、邵康节、程颐、程颢诸人，至南宋时就崇拜朱子，明时学者又改崇阳明，清时偏重汉学。而书院之祠祀，不外供许慎、郑玄的神像。由此以观，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
需要说明的是，因教职入祀的并不少见，如明洪武年间开封府淮阳县学训导卢勋，精通经书，以身率教，正统年间新郑县训导陈缘，醇雅博学，训诲诸生，科甲多出其门。明天顺年间考城县教谕蔡绅，处世端洁，学品高雅，教学卓有成效，后皆入祀。
四、道统与学统:古代教师荣誉的评选标准与机制
由于传统政教合一的体制，古代并没有独立的教师荣誉体系，强调教育贡献的特色不明显，即使是孔子，其荣誉也掺杂着道德上的至圣，政治上的素王，教育上的万世师表等多种内涵，而历代名儒名师之所以能配享及从祀孔庙，大多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每个时期的儒学正统。如孟子被视为孔学嫡脉，韩愈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斯传之舜，舜以斯传之禹，禹以斯传之汤，汤以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然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不受历代帝王之喜，但仍列入“四圣”配享孔庙。再如宋理宗诏祀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便是因“此五人者，学问接道统之传，著述发儒先之秘，其功甚大。……从祀先圣庙庭，可以敦厚儒风，激劝后学。”
品德高尚、著述丰富，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这是传统教师最重视的资格与条件，获得至高荣誉更不待言。如汉代经学大师、教育家郑玄，年青时即立志从事经学研究和传授活动，凡三十余年，弟子最多时达数千人:“求学者不远千里，嬴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著书64种，保存至今的有《毛诗笺》和《周礼》、《仪礼》、《礼记》注等。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年)，郑玄作为名儒，获得“从祀孔庙”的荣誉。
传经授业卓有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较大成就，亦是从祀孔庙的标准之一。如董仲舒学识渊博，春秋公羊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汉书·董仲舒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赞其“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元至顺元年( 1330年)，董仲舒从祀孔庙，位列七十子。王通是隋朝经学家、教育家，门下人才济济，及门弟子达千余人。他的学生认为他堪比孔子，奉其为“至人”，称“文中子”。唐末皮日休曾作《文中子碑》也将王通比作孔孟，北宋孙复将其列入儒家道统，位于韩愈之前，明嘉靖九年( 1530年)入祀。韩愈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先后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直接从事教育工作。皮日休称赞韩愈是“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要求以国家行政命令，将韩愈配享于孔庙。宋神宗元丰七年( 1084年)，韩愈正式入祀孔庙。
以教学见长，得以入祀孔庙者亦有，比较典型的是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和元代教育家许衡。胡瑗曾在苏州、湖州州学执教，“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创立著名的“苏湖教法”，皇祐四年( 1052年)胡瑗调任太学，全国各地因仰慕其名声，前来求学者甚多，其弟子“随材高小，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黄百家评价胡瑗说:“先生推诚教育．甄别人物，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故人皆乐从而有成效。”足见其教育效果。胡瑗去世后，欧阳修撰写《胡安定先生墓表》，高度评价胡瑗的教育业绩:“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南宋理宗端平二年( 1235年)，曾拟议增十贤入孔庙“从祀”，其中“以瑗为首”。明世宗嘉靖九年( 1531年)，正式将胡瑗从祀孔庙，称为“先儒胡子”。许衡是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元宪宗四年( 1254年)，曾任京兆提学官、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作为教育家，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其成就得到了门下弟子、社会各界及封建王朝的敬仰和表彰。皇庆二年( 1313年)，朝廷诏以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给田奉祠事，名鲁斋书院”。
比较有争议的是一些品行有亏的人，或者因时过境迁失势者，会被降格甚至“罢祀”，即剥夺荣誉。如北宋政和三年( 1113年)，宋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孔庙，位于颜回、孟轲之下其他孔门弟子之上，其子王雱也获得从祀的荣誉。除王安石外，后世再无人享受到如此崇高的荣誉，靖康元年( 1126年)，王氏失势，理学家杨时指责王氏之学为“邪说淫辞”，建议罢祀王氏父子，结果王安石革去配享资格，降为从祀，王雱则遭罢祀。
明代变化更大。明初宋濂在《孔子庙堂议》中写道:“今也杂置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恶，扬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庄》《老》，贾逵之忽细行，杜预之建短丧，马融之党附势家，亦厕其中，吾不知其为何说也?”从品德要求出发，提出“罢祀”荀子与扬雄、王弼、贾逵、杜预、马融等经学家，虽未被完全采纳，但却开启了明代清理“从祀”荣誉的先河。洪武二十九年( 1396年)，罢扬雄从祀，益以董仲舒;明弘治四年( 1491年)，吴澄因有仕元经历而被“罢祀”。嘉靖改制后，因学行不端而被逐出孔庙的更多，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罢祀，卢植、郑众、郑玄、服虔、范宁各祀于其乡。
明代开展的整肃运动虽然偏激，且大多针对汉儒经学大师，与当时崇尚义理之学，推崇程朱理学有关，如何基、王柏之流入祀，其对儒学的贡献，是无法与戴圣、刘向、马融、郑玄等相提并论的。
清初经学复兴，考据训诂之学盛行于世，经师们的价值重新被予以肯定。如李光地所云:“汉晋诸儒者虽无绝世之德，而有传经之功。……故愚以为七十子当祀，则诸经师亦当祀，有其举之不可废也。康熙对汉儒的经学功绩也作了极为公允地追述:“秦蟠弗绝殆如绳，未丧斯文圣语曾。疑信虽滋后人议，述传终赖汉儒承。于是明代被罢祀诸儒又陆续“复祀”。
从贤儒评选程序看，明清时期比较规范，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由官员提名，其次是各部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定。一般来说，主事者们都期望从祀人选能达到“万世遵守，永无异议”的程度，都能秉持公允客观，但在专制时代，受政治以及门户之见的制约，这种评选程序有时也因个人意志而流于形式。如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入祀就颇费周折，嘉靖十九年( 1540年)廷议结果是多数同意，仅一人反对，却遭遇了皇帝否决，其理由是著作数量不多，其间奏请从祀者不下数十人，如魏时亮曾奏称:“薛瑄励志圣贤之学，修为多实践之功，潜心濂洛之传，造诣得精微之蕴意，虽不专于注述，而片言只简动示楷模，心虽不系于事功，而伟节恢猷，皆可师法，实禀乾坤之间气，足称昭代之真儒。”到隆庆五年( 1571年)，终于得以从祀孔庙。
乡贤祠与孔子的关系相对松散，对道统的强调不甚严格，如东汉名师杨厚，“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还有因有功于文教而入祀者，早在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兴学，使当地文教大兴，“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学，文翁之化也。”后代也屡有此例，明代孙震在蒙城县设社学20余所，当地教化大行，后入祀乡贤祠;清康熙时期，河南南阳府邓州人安信帮本乡修建学宫，设立义学请师傅教育士子，乾隆年间的吕崇溢孜孜以讲学为己任，置地建立书舍，学生后来多有成就，死后皆入祀乡贤。还有从所皆知的乞丐武训，也因兴建义学被清政府封谥建祠。
五、分析与结论
从上列史实可知，古代教师荣誉是存在的，但与现代教师荣誉制度相比，有其特殊性。
首先，古代儒士或学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是有区别的。无论从社会意义上还是从思想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职业的专门教师群体，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得较晚。古代儒士或学官更多的是以“传道者”的身份出现，学官被纳入朝廷官员序列，其选聘、考核、升迁虽然也考虑教育因素或教学成就，但毕竟不是专职人员，换言之，教师作为一种专门职业的身份并不清晰。历代名师中亦较少专事教职的，这就不免以其政绩或权势而获得国家荣誉，如司马光、欧阳修等，他们的身份首先应为名臣，其次方为儒者。
其二，古代教师荣誉具有层次性。最高荣誉殿堂自然是孔庙，其中又有圣、贤、儒之别，其授予主体是最高统治者，类似现代的国家级荣誉;入祀乡贤则是多数士人的现实追求，从层次上说低于入祀孔庙，其授予主体既可以是朝廷，也可以是地方官府，由乡民共同推举者也不乏其例。
其三，从对孔子及历代名师的荣誉形式看，大致包括封赠、追谥、陪祀孔庙、入乡贤祠等类型，基本上属于身后追谥，入选标准亦不固定，更侧重于儒学道统传承的贡献，当然，入选名师必须是学问渊博、品行端良、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此外，孝悌、忠信、仁义等亦可获得荣誉，这既是整个封建时代国家荣誉的体现，也是传统师道的传承。
其四，从其动机及结果来看，意义与弊病共存。传统国家荣誉的设置，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配合传统儒家政治的德治理念，达到教化万民的效果;二是可以教育全体学生乃至臣民尊崇和怀念圣贤，表彰其在知识文化上的贡献;三是对于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对于中华文化世代相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国家荣誉制度是值得借鉴的。当然，选拔机制上的不完善、选拔标准上的多变性以及专制时代皇帝、权臣对国家荣誉的绝对控制权均难以保证其公平与公正。
古代尽管没有专门为教师设立荣誉制度，但历代名师所获得的荣誉却超越了教育本身，是整个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效仿的榜样，其意义不仅是对教师的激励，彰显教师的崇高地位，而且成了教化万民的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导向效应值得借鉴。总结我国尊师重教的传统经验，可为当今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设立提供历史资源，真正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职业，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